2016-11-27腿上有红点不审势何论宽严——略论《朱元璋传》对于“空印案”的评价-克莱因瓶底

不审势何论宽严——略论《朱元璋传》对于“空印案”的评价-克莱因瓶底
陶仁贤按:今天推送的文章来自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大哥,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仍然愿意写这样的文章,令人感动。
十月写过一篇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的读书笔记,其中提到印象中康熙皇帝修改了朱元璋的本纪,但未找到史料出处;提到了《太祖本纪》中朱元璋“不嗜杀人”的自述与本书中记述似有矛盾。借春节假期,略有余暇,探寻一二。
在《清实录》(一百五十四卷)和《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中,记录了康熙皇帝的谕旨。
前者纂修《明史》,诸臣所撰本纪列传曽以数巻进呈,朕详晰披阅焦豫汝,并命熊赐履校讐。熊赐履写签呈奏,于洪武永乐(或为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徳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着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几,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徳,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反厥躬于古之圣君,旣不能逮东尚蜂鸟,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扬洪武宣徳着为论赞,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傥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
——《清实录(一百五十四卷)·谕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张玉书学士王国昌满丕图纳哈王尹方王掞李柟》
由此观之,康熙皇帝修改《太祖本纪》的记忆可能有误,但应是要求几位史官修订了对朱元璋的评价。编修《明史》始于顺治、成于康熙、终于乾隆。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虽对《明史》有所调整,但所阅文献中未提及对《太祖本纪》进行了修订,故暂认为《太祖本纪》中的论赞为康熙皇帝审定。
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郭安迪,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于佳明。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话梅粉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徐玉元,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明史·太祖本纪三》
由“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澄清吏治”、“内治肃清”,与成都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契合。此联来源于《三国志》中,裴松之在注释中引述郭冲的资料。尽管裴松之在注释中对郭冲予以驳斥,但对联的作者赵藩仍依此写作。
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刘邦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gpk安装器,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
暂不讨论郭冲此段资料的真伪,仅就道理说却是不错的。“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与“元政废弛”,“亮刑法峻急”与“治尚严峻”的情况颇为接近。故对于朱元璋自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撺掇的读音。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合理的解释应是,见诛者众,实为暂时性的严令,而非嗜杀滥刑。
因此佞幸的重生,明代初年的一些问题白斑黑石鵖,尤其是在官员中出现的贪腐、渎职问题,是社会性的,与社会的整体风气、人民的认识和习惯相关。《朱元璋传》的作者吴晗先生,似未看到这一点,而过分纠结于各案牵连甚广,杀戮人数过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上计吏到户部腿上有红点,核算钱粮军需等账目,书目琐碎奇零,必须府合省,省合部,一层一层上去,一直到部里审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钱谷数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三四千里,册子重造不打紧,要有衙门的印才算合法,为了盖这颗印任明廷,来回时间就得一年半载。为了免得部里挑剔吞雷天尸,减除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照例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空印文书,遇有部驳,随时填用。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此事,以为一定有弊病,大发雷霆平庄吧,下令地方各衙门的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预备的空印文书是骑缝印,不能作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衙门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算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可是案发后,朝廷上谁也不敢说明详情,有一个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书把事情解释明白,也不中用,还是把地方长吏一杀而空。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济宁知府方克勤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充军。
——《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
空印案,仅仅是朱元璋“以为一定有弊病”吗九阳绝脉?恐是不仅有弊,甚至有害。所谓有害,是存在以空印虚报粮饷,贪污舞弊的可能性,在此暂不讨论。即使空印无害孟获城,真如吴晗先生所言,空印仅仅是“骑缝印,不能作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而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依然弊病实多。其一,数据造假使得原本“府合省,省合部”的报销机制失效,即使没有贪污,对社会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这与近期新闻里的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有几分相似。其二,政府公文以空印传递,极不严肃,对政府公信力乃至社会的信用建立危害巨大。日常对于公司公章或个人签章通常尚且不能盖在白纸或者空表之上,何况一国之印信乎?更深层次,空印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是在官僚系统、乃至当时全社会对于规则和信用的漠视。长期的纲纪废弛,导致在官僚系统内上至于户部不辨黑白,在官僚系统外下至于老百姓上书不明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也合理,不辨黑白者诛,不明所以者流。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仅是暂不讨论的贪污舞弊的可能,而并非当时社会上不存在普遍性的贪污腐败。朱元璋在《大诰续篇》中指出“自开国以来,惟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满任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与贪赃”,其时社会风气可见一斑。故表面上朱元璋处理的是空印一案,更深层次是在整饬社会风气,调整民意民心。
以上仅是对吴晗先生书中,空印一案的思考随心聊,至于其他案件,未及详细考察。但吴晗先生对于重典的偏见以至于对于朱元璋的谕旨的理解都偏颇了。
杀,杀,杀!杀了一辈子,两手都涂满了鲜血的白头刽子手中国捐精网,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朱元璋特别下一道手令:
——《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
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颁《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剌、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新鸿儒。
——《明史·太祖本纪三》
其实朱元璋已经自己讲了“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何必凭借主观的臆断妄测朱元璋的想法呢?康熙皇帝一代英主,建议史官修改论赞,大约是史官无法以帝王之眼界与胸怀,去评价明代开国之君。吴晗先生,恐是重蹈前朝史官之覆辙矣卢龙教师吧!
毛泽东主席在读过《朱元璋传》后给吴晗先生写信,提到 “此书用力甚勤,发掘甚广”,确实如此。但吴晗先生的对于朱元璋,尤其是其晚期的评价,亦确有偏颇。朱元璋在遗诏中讲“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在吴晗先生看来,“‘忧危积心’四字,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日勤不怠’说出如何用全副心力来保持这份大家当”,实在是把朱元璋看得太简单了。至于吴晗先生持有此立场的考虑,乃至于学界针对“映射史学”的批评,便不是我讨论的内容了河南旅游年票。